Relevo采访了西班牙新闻界的几名老前辈，并谈到了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对新闻媒体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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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因为当皇家马德里比赛时，全球的人都可以通过电视或手机观看。即使是偶尔关注的球迷，也能实时了解比赛进展，知道谁做了什么，结果如何，或者发生了什么。第二天的赛后报道依然存在，但其阅读量相对较低。因为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有人再告诉他们他们已经看过的事情。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撰写比赛报道的记者是王者，他们是新闻编辑部中最受渴求的职位之一。报纸对这一文体赋予了极高的重视，因为这是一种复杂且充满变化与紧张感的文体。一个优秀的记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，不仅要描述比赛，还需要用风格来表达，通常还需要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进行创作。
这一变化由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体育记者之一，圣地亚哥-塞古罗拉解释道：“当足球变得全球化时，记者的位置发生了变化。他们不再拥有那种几乎是特权的角度，之前只有一小群记者以他们的方式解读比赛，把他们看到的比赛呈现给大众。人们接受这一信息，处理并且喜欢或不喜欢某个记者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记者和观众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，观众可以观看比赛并形成自己的看法，而记者所做的只是将这些看法进行对比。关系不再是单向的，而是更为平等的。”
塞古罗拉曾在《国家报》和《马卡报》工作，是西班牙体育新闻改革的先驱之一，也是记者胡安马-特鲁埃巴提到的第一个榜样。在2002年起的十多年里，特鲁埃巴为《阿斯报》撰写了有关皇家马德里的比赛报道。
特鲁埃巴解释了自己是如何成为《阿斯报》皇家马德里比赛报道的作者：“我想在那个时代，我们都读过塞古罗拉的报道，我个人也很喜欢看关于自行车的报道。然后你会开始观察很多人，但我觉得我的独特之处也许在于，我并没有过多去模仿其他人。我尊敬他们的写作，但我的灵感来源是个人的，这种风格得到了上级的认可。也正是这种信任让我能够自由地写作，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报道。”
更为罕见的是休斯的道路，他在没有体育记者背景的情况下，写了十多年《ABC报》的皇家马德里比赛报道，他是这里提到的最年轻的记者。“我喜欢写比赛报道，这个文体我觉得很复杂，因为报纸有版面和时间限制，要尽快完成。我大概在2013年或2014年开了一个博客。当时我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皇家马德里球迷，写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自己开心。没想到有些记者看了我的文章，他们喜欢，然后《ABC报》找我去写比赛报道，也包括电视专栏等其他内容。写报道是件很累但也很有满足感的事。”
胡利安-加西亚-坎达乌则是所有报道记者中的老前辈。他曾在《雅报》、《世界报》、《国家报》以及《阿斯报》工作，担任过《阿斯报》总编辑，也写过皇家马德里和西班牙国家队的无数报道。他表示自己拥有最多的西班牙国家队比赛报道记录：“我从1963年开始写西班牙的比赛，写了超过500场，我已经忘记具体多少场了。”
“我所经历的一个阶段是，当时尽管很多人有对某个球队的偏爱，但不像现在那样激烈的情感，尤其是在广播里，你经常听到人们宣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皇马迷或马竞迷。记者之间的情感要淡得多。你当然可能是某支球队的球迷，但写作时感情表达会相对克制。”
记者与球队的关系，也就是与皇家马德里的关系，一直是个话题。“我一直试图让自己的立场不那么明显，我是属于那种认为记者应该尽量保持公正的人。尤其是我写作时，我不在乎皇马是否赢了，我关心的是如何写好我的报道。”特鲁埃巴说道。
休斯则从读者的角度来定义比赛报道：“我喜欢翻开报纸阅读比赛报道。首先，报道必须讲清楚比赛内容，并揭示比赛的本质，因为有时你需要在比赛进行时写作，而最关键的部分往往出现在最后。报道必须清晰呈现比赛的时间线，并有一定的比例感。同时，也应该写得有趣、准确，因为写得很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很多时候，写作记者面临着很大的压力，要确保语法正确、逻辑清晰，并且避免错误。”
阅读作为写作的前提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没有大量阅读积累，就无法拥有良好的写作风格。塞古罗拉回忆自己走上记者之路的原因：“我父亲是个狂热的报纸读者，他曾在内战前做过足球运动员。在我们家，读报纸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。父亲先读，然后是我哥哥、姐姐，再到我妈，最后轮到我。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运动，也喜欢读比尔巴鄂的报纸上的体育报道。我非常喜欢何塞-玛利亚-穆吉卡和何塞-拉蒙-巴斯特拉的写作风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也开始阅读一些英国报纸，尤其是那些关注足球的报道。”
快速写作、准确表达和优雅语言，是现代体育记者追求的目标之一。然而，坎达乌指出，随着时代变化，语言的精准性已经有所下降，这让他感到痛心：“以前我们很注重语言，记者写作时很少出现错误。如今，尤其在社交媒体、电台和电视台中，人们常常用不准确的表达方式，比如说‘从左边进攻’，实际上是指‘左路进攻’，或者说‘踢球’，但在过去，‘踢’这个词只能用于拳击。”
成为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评论员意味着与俱乐部及其高层建立关系，因为在权力圈中，报纸一直是被阅读的，至今仍然如此。这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来自领导层的某些不满，因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
“最引起争议和分歧的往往是报道，而不是你写的比赛评论。那部分很谨慎，大家都非常关注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在皇家马德里的圣诞宴会上，我们在和弗洛伦蒂诺握手时，他给了我一个建议，希望我能对新签下的菲戈评分高一点。他语气很友好，我当时很天真，没把这当作一个警告，只当作一个玩笑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考虑到弗洛伦蒂诺的影响力，我会感到更为紧张。他说他是俱乐部的财富，希望我能给他打个高分，”特鲁埃巴说道，他还提到，报纸上的其他版面，比如背面专栏，往往比比赛评论更让人头痛。
特鲁埃巴尽量不受周围的事情干扰，但他也在分析自己所处的环境：“作为评论员，我的影响力微乎其微，能在《ABC》上写评论是一种荣幸，但你不是马诺洛-拉马。可以这么说，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。至于弗洛伦蒂诺，即使他什么都不做，也能影响记者。有人非常官方地奉承他，特别是在穆里尼奥时代和穆里尼奥之后，曾有过为取悦弗洛伦蒂诺而展开的竞赛。而另一方面，也有一种新闻观认为，好的新闻就是要狠狠批评弗洛伦蒂诺和皇家马德里。这是件很奇怪的事，因为你会想，‘我们不批评纳达尔、不批评费尔南多-阿隆索、不批评卡洛斯-赛恩斯…每天都在批评皇家马德里’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点独立性。我个人一直是弗洛伦蒂诺的支持者，但也有一些地方会想‘天哪，这些地方还是得……’。关键是找到一种平衡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庸之道。‘要超越吗？’是的（笑）。‘尽管如此，依然是犯错误的’？也是。难点是掌握好语气。”
对弗洛伦蒂诺的影响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圣地亚哥-塞古罗拉，他没有用“影响力”这个词，但他完全明白特鲁埃巴所说的意思。“弗洛伦蒂诺根本不需要太多东西。他的存在无处不在，体现在写作的评论员、报纸的编辑、广播、电视，甚至是传媒集团的总经理和主席身上。他知道自己有影响力，甚至比任何人都更有影响力。问题在于，记者如何应对他所营造的这种权力和控制感，尤其是在新闻行业的弱势时期，经济环境更是如此。我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影响，我认为我做到了。我经常犯错，我认为弗洛伦蒂诺是第一个理解足球消费模式的主席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的选择和眼光与当前的情况是相符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无论我是否同意，他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。我也知道，他是个极度控制欲强的人，但作为记者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欠他什么，也不害怕他。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足球俱乐部主席，领导一个伟大的俱乐部。我知道皇家马德里的重要性，显然，写皇家马德里的文章并且作为巴萨球迷总是有很大的责任，因为受众非常庞大。但我认为有些记者已经习惯了，或者说他们已经决定弗洛伦蒂诺是不可触碰的，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错误。他有巨大的优点和缺点，和其他人一样。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当然，认为这一切都仅仅是弗洛伦蒂诺一手创造的或由他主导的，那就太荒谬了。圣地亚哥-贝尔纳贝乌是他最重要的前辈，贝尔纳贝乌也总是阅读报纸上的评论。如果他不喜欢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表达。
“贝尔纳贝乌非常不喜欢这些。有一次，皇家马德里在贝尔格莱德输了，晚上我们没能赶上飞机回去。第二天，伊比利亚航空的飞机带来了当天的报纸，其中包括了我的报道。当他读到我的文章时，一个高管走到我跟前说，‘朱利安，去洗手间，贝尔纳贝乌生气了。’然后贝尔纳贝乌出来说，他决定支付球员的奖金，即便他们输了球。记得贝尔纳贝乌当时坐在我前面，他回头跟我说，要我原谅他，说他是个年纪大的人，”加西亚-坎达乌回忆道，尽管经历了一些挑战，他依然与这位传奇高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
足球评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，但这个类型的报道不会消失。在新闻行业中，讲述发生了什么事非常重要，尽管现在每个人可能早就知道了。此外，它还有文献价值，它是所有曾经发生的比赛的记忆。
正如特鲁埃巴所解释的：“你会发现它变得有些过时，对于老读者来说，可能已经不那么吸引人了。但我认为，像所有纸质新闻一样，它有一种几乎奢侈的意义。好的评论，个人化的，以对这一领域的致敬之情写就，应该继续存在，因为它是一种享受。虽然我并不想抬高自己，因为当你在体育场上时，你知道卖花生的人比你更重要，但我常常回到报纸档案馆，去读以前的比赛报道，那些评论至关重要，因为比赛会被遗忘，只有零星的记忆，能有一篇完整的报道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应该重视它。”
